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会场直击】

高质量发展，中国智库交出“成长答卷”

——从“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看年度智库建设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苏雁 王美莹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等重大问题，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如何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重要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软实力提供支撑？

　　在近日举行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各级各类智库代表盘点建设经验、交流研究成果，共探新型智库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新担当新作为。

　　603份智库研究成果、141个智库建设案例，包括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机构在内的372家智库交出沉甸甸的年末成绩单；1个主论坛、8个平行分论坛、700余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的交流持续全天，精彩不断……12月17日，在由南京大学与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承办的“2022新型智库治理论坛”上，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升新型智库咨政服务能力”这一主题，众多智库专家展开探讨：新征程上，新型智库应如何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论坛现场。佘治骏摄/光明图片

　　服务发展：新型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

　　增补中国智库索引（CTTI）来源智库新成员，是论坛的一个重要环节。

　　86家增补智库覆盖38个研究领域，专兼职研究人员共计3300余人，出版专著900余本，发表研究成果万余篇……“本年度增补工作在以往入围标准基础上细化了评审指标，限定收录建设时间不低于3年、发挥实际作用、产生较大影响力、具有较高能见度的新型智库。”南京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叶继元介绍。

　　“这10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各级智库主管部门的关心关怀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治理体系日臻完善，咨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线上参会的山东大学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中心入选CTTI的消息。

　　“我们将充分利用山东大学相关学科资源，在科研团队建设、人才发展和项目成果创新等方面继续努力，力争建成我国生活质量与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和重要智库平台。”邢占军说。

　　在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李刚看来，服务发展、服务人民，是新型智库最鲜明的“中国气派”。他为此带领课题组展开调研，并将成果写成新著《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研究》，在论坛上与大家分享。

　　“我们以自主设计的智库学术体系为框架，对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范畴、发展格局、研究与评价等进行了多维度考察。”据介绍，课题组先后前往北京、上海、山东、天津、江西等省市的30余家智库开展实地调研，广泛收集上千项智库研究成果、建设案例以及900多家智库的结构化数据，力求全方位展现中国智库的独特风采。

　　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以“调研俄罗斯21个城市归来看智库与国际传播”为主题，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总结出中国智库开展国际传播的新探索新模式：官方委托+大学指导+学者领衔+深度调访+精准传播+即时成效。

　　“我国智库应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深入准确了解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他说。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智库工作部部长江立云认为，智库的“中国气派”和独特魅力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实践的“真功夫、硬本领”。

　　“近年来，天津市在社科界持续推进‘千名学者服务基层’大调研活动，大批智库学者走出书斋、深入基层，在丰富的生产实践中汲取群众智慧，强化了‘智力报国’的真功夫。”他介绍。

　　“智库提升咨政服务能力，必须处理好五对关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孙肖远表示：“一是坚持人民至上，处理好政绩‘显’和‘潜’的关系，把为政的显绩、潜绩与人民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二是坚持自信自立，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实现立足自身与借鉴外来相得益彰；三是坚持守正创新，处理好‘守’和‘创’的关系，做到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辩证统一；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存’和‘增’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工作主动性针对性；五是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注重重点突破和整体推进相统一。”

　　突出特色：高校智库形象整体凸显

　　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高校在智库建设方面同样优势突出，且体现出日益明晰的专业性、特色化。

　　“从数量看，高校智库在中国智库索引（CTTI）中占据半壁江山。从研究领域看，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国家重大战略、安全政策、教育发展……高校智库依托突出的学科资源、强大的人才优势，聚焦重大研究议题。”李刚结合论坛成果介绍。

　　在交流研讨中，多家高校智库负责人分享了自身经验与体悟。

　　“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近年来武汉大学举全校之力建设国家高端智库，以国家需求为圆心，大力培养涉外法治高端人才，实现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协同发展。”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表示。

　　西南政法大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副院长佘杰新介绍，学校以全国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依托成立该智库，锚定国家安全思想理论、国家安全法治、非传统安全治理三个特色研究方向。“我们注重理论研究和智库建设协同增效，积极助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并以其为地基立柱架梁，智库建设的学科基础越来越坚实。”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院院长燕晓飞看来，智库特色的不断彰显，源自清醒认知和明确定位。“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直属的唯一一所普通高校，‘劳动+’‘工会+’是我们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学科，我们会聚焦服务领域，为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高校智库应主动回应国家‘强起来’的战略需求，切实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在战略性、前瞻性上发力，以拿得出的拳头产品和叫得响的智库品牌更好发挥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孙贺认为。

　　着眼未来：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更多力量

　　在上午进行的主论坛、下午举行的8个平行分论坛上，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彻都是与会者讨论的重中之重，结合智库特性与职责，“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关键议题引发热烈讨论。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迫切需要各类智库拓宽视野、找准定位，深入思考、科学谋划，加强合作与交流，以更高的标准、更务实的态度推进自身建设，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聪明才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夏锦文认为，要在领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厚植学术根基，在服务发展大局中提升决策咨询等能力。

　　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袁红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呼唤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作为，要求智库更加注重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更加注重原创性引领性研究、更加注重交叉性融合性研究、更加注重储备性应急性研究，深刻认识新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数据驱动给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带来了研究方法与范式革命，也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带来新机遇。

　　山东大学县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段昊认为，应顺应数字化发展大趋势，加快转变传统智库研究思维模式，推进新型智库研究范式转型与变革。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孙建军以“信息链驱动的智库研究与智慧决策支持”为主题，指出：激增的非结构化数据如何能被有效分析仍是我国智库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专家洞察到数据洞察，数据更好的稳健性让其日益变为智库研究的核心资源和重要支撑。

　　世所瞩目的“中国之治”有哪些成功密码？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天津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佟德志看来，汇聚更多“中国之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把“金钥匙”——“新征程上，应形成产学研服相结合的智库发展模式，打造一批高端的智库成果，培养一支高质量智库队伍，推出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智库品牌，组建一个协同创新的学科群，实现‘中国之智’‘中国之制’‘中国之治’的有机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撑。”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07版）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